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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点赞】瘫痪姐妹的生命热线:深夜拯救数名欲轻生的年轻人

来源:中国青年网
2018-01-26 21:55   | 评论:

曹文英在接热线电话

曹文英的世界正在一点一点缩小。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把她锁在成都家里不到3平方米的床上,56年的卧床时间让她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差,咀嚼和吞咽也非易事。她全身瘫痪,依靠60岁的丈夫才能活动,丈夫出去工作时,她不敢喝水吃饭,因为90岁的父母已无力再移动她。

她的体重在不断减轻。剩余的几乎全部力量都被她压在那部电话上。

电话是1999年开通的。那时曹文英和同样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的妹妹开通了“曹氏生命热线”,专门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咨询和帮助。

不断响起的来电仿佛在书写着一部人生问题的百科全书。从青年的恋爱烦恼到中年夫妻离异、出轨、家暴问题,为这些事犯难的人纷纷打电话给她。有耄耋老人打电话诉苦孩子不赡养自己,还有7岁的孩子怯生生地问她,为开出租车的父母分担点家务,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打碎一只花瓶怎么办。

一天深夜,她们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,倾诉无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苦恼。曹文英傻了眼,那时刚刚进入21世纪,国内同性恋话题依然隐匿而神秘,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她打电话给认识的大学生,询问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。最后她得出结论“同性恋不是病,只是一种状态”。当男子再次打来电话时,她告诉对方,哭声从电话中传来。

2005年,与她相依为命多年的妹妹因为肺衰、心衰,离开人世,她也在同年被医生下了死亡通知单,预测寿命只剩下两年。

她一度想关停生命热线。电话打进来时,她总是会想起妹妹,心里堵得慌,只能强忍着悲痛宽慰别人。她在报纸上登出自己这一想法,一位16岁的打工小伙打电话过来,带着恳求的口气说“能不能不要关,我给你打钱”。曹文英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,只是以前的“曹氏生命热线”变成了孤零零的“曹文英生命热线”。

后来,“曹文英生命热线”的名气逐渐大了,海报也进了校园、上了报纸、上了网站。只要来了电话,她来者不拒。而在电话线的那头,许多人并不知道给予他们希望的声音来自一位全身瘫痪的残疾人。

曹文英在4个月大的时候就因为罹患小儿麻痹症瘫痪。但在生命的头20多年,她始终憋着一口气学习、治病。她最喜欢教师、医生这两个职业。

那时,当地流行一种“穴位强刺激疗法”,即在肩胛、股肱主要的穴位打上麻药,用刀子割开,用纱布包着主干神经,“像和饺子馅一样搅”。麻药失效,曹文英痛得死去活来。她不喊,心里想着治好病,就能和同龄的孩子一样上学去。剧痛之下肢体出现应激反应,一度让家人惊喜,但是最终收效甚微。

辗转几家医院后,和曹文英同一个院子长大的伙伴都上了学,喜好文学的曹文英胳膊依然举不起来。妹妹的双腿也无法动弹。

没法去上学,姐妹俩就查字典认字,读哥哥的课本自学,在家里合写文章投稿。后来,她们的作品发表在当地报纸上,许多人写信来交流。一个残疾小伙子讲述自己的女朋友家庭无法接受他,信的末尾写着:“3天内收不到你们的回信,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”在拆阅信件时,信已经寄来一星期了,曹文英和妹妹赶忙回复,然而过了不久,这个小伙子的家人回信说他已经自杀了。

这件事极大地触动了曹文英姐妹俩,她们心想,“如果有部电话机就好了”。提出这个想法后,父母觉得“只要她们能开心”,掏了3600元,接来一根电话线,从此曹文英开始了在电话机旁长达19年的坚守。

出乎意料的是,打电话来咨询的人不少。一部白色的老式电话机在她们的枕头旁边摆着,铃声一响,妹妹曹文君马上拿起电话接听。曹文英和曹文君一个管白天,一个管黑夜。“这个热线给了我们一扇了解世界、了解社会的窗口,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的人,比我们还不幸。”

给她们打电话的人各种各样。有工地上干活的年轻小伙,也有大学里的教师。从没进过一天校园的曹文英担心,自己没水平辅导别人。她买来心理学教材苦读,但是一接电话发现,“要是照着心理学教程就做不了这个。”

2002年,一位男子打电话过来,说自己明天想要自杀。她一下子懵了,又马上镇定下来,告诉对方“你如果真的要死,明天也要打电话,告诉我妹妹一声”,希望用这个方式拖住他。第二天这通电话没有如约而至。姐妹俩着急,根据对方透露的一些线索,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打电话去问。对方用的是化名,音信全无。

直到一天晚上,这个男人才再次打电话过来,道歉说那天过后,他就没再想这件事,直到听说姐妹俩在找他。

为寻找这个人,曹文英家的电话费花了100多元。有人劝她们不必花这冤枉钱,她一开始也有些气恼,但转念一想,如果100多元能换一条生命,值得。

她逐渐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,关键的秘诀是“看人、看事真要用心。”一些人打来电话就骂骂咧咧、语无伦次,她会好言好语地安抚对方,让他一点一点讲,末了自己再总结,问一句“你想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”。

只要有电话打来,几小时她都陪着聊。她曾经创下的纪录是聊了58个小时,对方喋喋不休地说着他朋友的爱情悲剧,曹文英在电话线这边陪着一起长吁短叹,只有对方吃饭或者上卫生间时,她才能抽出空隙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

妹妹去世后,曹文英没法自己拿听筒,就新配了一部手机。要用手机时,她只能像一只布偶一样被家人摆弄着,右手卡着手机,靠在两个枕头上,头往右倾斜,左手一直举到额头上,向外翻转弯曲,将触屏笔夹在虎口、顶着屏幕,才能用有限的力气点触。要把笔挪到其他位置,曹文英得调动左脸的肌肉,夸张地努着嘴,才能让触屏笔前进几毫米。

即便如此,每当她发现打电话来的人需要更多帮助时,她会主动让他们加她的微信语音或视频聊天,并解释说“这样就不会浪费你的电话费了”。

“生命热线”开通以来,她从没收过一分钱。有人冷嘲热讽地说,“只有傻子才不要钱”。在她看来,“正是因为我不收费,才会有那么多的电话。实际上真正需要帮的恰恰就是这些人。”

19年来,咨询者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,在他们身上,曹文英感觉自己见证了社会的变化。他们问的问题越来越多,要求也越来越高。以往曹文英坚持“不给他们做主,只是给一个建议。”但是现在在电话里,急躁的成年人会大声嚷嚷着“你就告诉我,我到底该怎么做”,渴望得到一个现成的答案。

更多的时候她接受的都是情感问题咨询。原先曹文英觉得学历高的人很聪明,一点就透,现在发现他们根本不动脑筋,没有一点耐心。“他们太缺乏沟通,跟别人说话滔滔不绝的,可是为什么对着最亲近的人没话说?”她觉得奇怪。

有的人解决了问题就销声匿迹,再无音讯。有的人成了她的朋友,时不时来看望她。新的电话依然源源不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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