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锦秋、洪建国合著的《大国担当》一书，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情景故事，是我国医疗队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真实再现，该书荣膺“2016年度中国好书”。该书的两位作者，是中国军人，也是援塞抗埃医疗队的队员。埃博拉属于“第四级病毒”，致死率极高，因而该书也被誉为援塞队员“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文字”。
这本书最为重要的意义是，作者以一线人员身份亲历事件，并用详实的文字记录下当时的点滴过程，书作本身就是我国卫生援非的珍贵资料，书中大量实例着实让人揪心，每一次阅读都让读者难以平静。书中有两个事例，让我印象尤为深刻。
第一个事例和培训塞方医疗队员有关。在塞拉利昂600万的人口中，只有1000名左右护士，这些护士中有一半的人甚至连抽血都不会。但是按照世卫组织提出的埃博拉留观中心医务人员配置标准，我国医疗队还需要塞方47名护士和40名保洁人员。人员配备并不是很困难的事，难的是这些人员的医技水平实在堪忧——如果培训不达标，这些人员就如同“定时炸弹”一般，随时可能导致重大感染事件发生。
培训过程非常折磨人。一周下来，多数受训人员考试不合格，这让医疗队的队员们有些气馁。但感人心者，莫过于情。医疗队员决定改变之前的团队培训方式，一遍遍地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向塞方队员讲述防护的重要性，同时还手把手地逐一带教，塞方队员与我方培训人员的基本信任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，他们的工作态度也开始积极起来。
对于培训，中塞友好医院院长卡努这样感慨：中国解放军为塞拉利昂留下了一直带不走的传染病防控队伍。这支队伍，不仅防控埃博拉时可以用，以后也可以继续用。
队员进行标本检测
第二个事例和埃博拉患病女孩雅尤玛有关。雅尤玛是个9岁的小女孩，她和她的妈妈一起被送进医院，但是她妈妈入院第二天就病逝了。从这之后，雅尤玛就变得沉默、情绪低落，别的孩子总爱在病房来回穿梭，她却常常一个人蜷缩在角落。
细心的队员刘丽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刘丽英也是一位母亲，她的女儿6岁，身高和雅尤玛差不多。也许是处于母性的本能，她看着蜷缩在墙角里的雅尤玛，竟突然忘记了埃博拉，忘记了2米的安全距离要求，伸出双手，想把雅尤玛抱在怀里……雅尤玛从刘丽英那里感受到了遗失的母爱，遗憾的是，没等到雅尤玛完全康复，刘丽英就回国了，雅尤玛再次陷入失落。接棒刘丽英关照雅尤玛的是队员黄顺，她也是一位母亲。黄顺发现，虽然雅尤玛病情逐渐好转，但她的情绪始终不好，她常常一个人在病房里发呆——失去妈妈的痛苦，时刻在折磨孩子稚嫩的心灵。觉察到这一问题后，黄顺常常找时间和雅尤玛交流，希望给孩子更多的爱，雅尤玛会的英语不多，但是能够清楚地说出“刘妈妈”和“黄妈妈”。让两位“中国妈妈”欣慰的是，雅尤玛康复出院后，被远房舅舅接走，一起生活。每每回忆起和雅尤玛共处的时光，黄顺都会感慨：爱是心灵与心灵的感应，它可以跨越种族，超越语言。
在我看来，正是这种跨越国境、种族的心灵感应，架构了中非双方卫生合作的另一道桥梁。这道桥梁，让跨越了地域时空的医务人员之间更默契，也让语言不通的医患之间更温暖。这或许也为我国的卫生援非工作改进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维度。
两会期间，改进卫生援非工作，是医卫组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。有委员指出，过去我国的卫生援非工作，主要是捐献医疗设备、援建医院，这是“授人以鱼”的援助方式。现在，我们讨论如何提高卫生援非的质量和效果，就不仅要“授人以鱼”还要“授人以渔”。委员们认为，为非洲国家培养卫生人才，既可以让我们援助的医疗设备和医院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，还可以为他们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，直接提升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。
很显然，这种“授人以渔”的卫生援助方式，我国的援非抗埃医疗队已经做出了实践和探索。不仅如此，我国的医疗队队员在援非抗埃的过程中，还将医学的人文精神融入诊疗的过程中，这不亚于一剂良药。
“我们一直走在战胜疾病的路上，我们曾战胜了无数的疾病，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，也许还会出现很多难以想象的疾病，但我们终将战胜它们。” 作者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全书的结尾。这个结尾，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，当前，卫生与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性挑战，特别是抗击埃博拉这样的重大传染病，需要全球的联防联控。因此，我国发出了共建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倡议。这个倡议，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。实现这个共同愿望，需要中国的“大国担当”，也需要更多国家对这一愿望的共建和共享。毕竟，医疗无国界，健康无国界。
